我忽然理解了什么是“向死而生”。那不是海德格尔哲学里冷峻的概念，而是他在病痛与绝境中，依然选择清醒、热烈地活着。
《繁花》
国庆长假，见了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。他正捧着一本红色封面的《繁花》，竟然和我读的是同一个版本。那一刻，心头的阴翳，仿佛被一阵清风吹散。
他是我初中时的同桌，一个让老师头疼、却让同学忍不住靠近的人。他不爱读书，是个调皮捣蛋的“刺头”，因性格豪爽利落、疾恶如仇，在班里人缘极好。不知是谁起的头，我们在他名字后面加了一个“郎”字——在崇明老一辈的口中，“郎”是一种亲昵又郑重的称呼。“徐华郎”，我们如此唤他。
但是，孔武有力的他，竟也爱看《读者文摘》。每月阅读课，语文老师抱来一摞期刊，他总是第一个冲上去，抢到那本薄薄的杂志，然后静静坐在角落，一页一页，读到忘我。
展开剩余69%《读者文摘》
初中毕业后，各奔东西。我去镇上读高中，后来离开海岛，到上海读大学、工作，渐渐断了音信。工作的第二年，他突然打来电话，声音洪亮如昔，说开车撞了人，全责，想私了，急需三百元赔偿。那几乎是我一个月的奖金。我咬咬牙，还是借了。之后，他却如人间蒸发，再无消息。后来听说他辞了工作，去了外地。
约十年前，他又像从地底冒出来一般，打电话给我。这一次，声音不再洪亮。他说，他得了很难治的病，希望我帮他住院。我在肾脏内科病房见到他。床头卡上触目惊心地写着：肝硬化、胃底静脉曲张、肝肾综合征。陪护的妻子低声告诉我，是长期喝酒造成的。
他床头放着一本《读者》。他说，这些年，在最孤独无助的漫漫长夜，是一篇篇文章陪他熬过来的。他断断续续讲起漂泊的日子——到过牡丹江、内蒙古、新疆，给剧组开过车，也曾被骗到银川，后来惊险逃脱。因有一手好厨艺，他在很多饭店做大厨，一手苏浙菜引来无数回头客。回到上海，在一家知名餐厅做主厨。“一个月能挣两三万，”他眼中闪过一丝光，用手比画着，“主厨帽有这么高，衣服金光闪闪的。”
《读者》
可就在生活步入正轨时，病魔却悄然而至。长年漂泊的孤独，让他染上酗酒的恶习。酒精一步步侵蚀他的身体，酒精性肝硬化、门静脉高压、胃底静脉曲张，最终发展为肝肾综合征——一个如瀑布般无法逆转的多器官衰竭过程，仿佛他的人生，一路向下坠落。一切轻重仿佛瞬间颠倒。曾经苦苦追求的名利、荣耀，在生死面前都变得无足轻重。他说，现在只要简简单单地活着，能呼吸这凡尘俗世的空气，已是最大的幸运。
病情终究发展到了尿毒症阶段，他必须依靠每周三次的血液透析维系生命。每次透析长达四个半小时，全身血液被过滤十几遍，排出毒素，脱去三公斤水分。他的左臂因长达七年、八百多次的穿刺，隆起扭曲的动脉与静脉，如一条条僵卧的蚯蚓。透析结束后，他总是浑身乏力，被一种深入骨髓的痛苦与绝望笼罩。
在这样的绝境中，他反而开始静心思考。他读到一句话：“生命中的任何苦难，都不是绝望的理由。”“是啊！”他轻轻说，“可能死亡正向我走来，这是必然的结局，但现在，就要好好活着。”“儿子考上上海211大学，我要看到他毕业。你知道吗，那时候还是臂弯里的小家伙，现在却能开着车带着老爸去兜风，看他的眼光都变成仰视了，感觉自己就变小了。”“开始做透析的那一年，爸爸瘫在了床上，这七年都是我照顾他的。”这一刻，对家人的歉疚释然了不少。
心有繁花，生命锦绣。我忽然理解了什么是“向死而生”。那不是海德格尔哲学里冷峻的概念，而是他在病痛与绝境中，依然选择清醒、热烈地活着。他给了我关于“向死而生”最真实的答案——不是对死亡的等待，而是对生命每一刻的郑重相待。他让我看见，当生命被逼至悬崖，有人选择闭眼坠落，也有人选择睁眼迎风。而他，正用残存的热，蹒跚着走余下的路。不是悲壮的告别，而是温柔的坚持。
晚上，他发来一句：“谢谢同桌的你！”那一刻，我久久不能平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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